20世纪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值得关注和总结的地方很多，其中，儿童文学观的转变是一项重要内容。
我以为，从“教育”到“艺术”再到“本位”——这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
“教育”的儿童文学，其核心是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，强调作品对读者的教育作用。“教育”的儿童文学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中，相当一段时期内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。其时间从50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初。
中国是一个注重“诗教”的国度。对读者进行“诗教”，强调“文以载道”，这是历代文化人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。虽说进人20世纪后，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改观，但“文以载道”作为一种传统的文艺观并未成为过去，它仍然有着极强的粘合力，仍然或明或暗地影响、左右着人们的创作思想。传统的“文以载道”思想为“教育”的儿童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托。这是历史的缘由。从现实方面看，由于片面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、文艺为政治服务，相当一段时期，人们判断作品的优劣往往以直接的政治效果为标准，这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。
客观地说，教育之于儿童文学并没有什么错，儿童文学当然需要教育。但问题在于，“教育”的儿童文学往往无限度地夸大教育性，乃至以“教育”涵盖儿童文学的所有属性。正是鉴于此，80年代初中期一批负有使命感的青年作家果敢地打出了“艺术”的儿童文学旗号。
“艺术”的儿童文学当然不是不要教育，但这种教育只能是在拥有文学属性前提下的教育。因为儿童文学是文学，而不是教育学。
由于这批作家的直接参与和推动，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。艺术的探讨与争鸣，思想的交锋与碰撞，求新、求变、实验、探索……儿童文学界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多元开放局面。这些作品在80年代中后期颇具规模的“新潮儿童文学丛书”中有较为集中的展示。
应该说，从“教育”到“艺术”，这是儿童文学观念的一次重要转变。其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。首先，它提升了儿童文学的艺术品位；其次，它拓展了儿童文学的艺术疆界；第三，它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深化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。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，这中间有许多作品还存在着读者不易或难以接受的问题。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不能为它的第一读者儿童所接受和认可，我想，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。
显然，这是儿童文学作家不能不面对的现实。
所谓“本位”的儿童文学，其涵义主要有以下几层：一是特别强调贴近儿童心灵，二是特别强调艺术品格，三是特别强调有益于儿童生理和心理的成长。这三层涵义彼此渗透，缺一不可。
如果说，90年代初我们对这一转变还难以准确把握的话，那么，时至90年代未，我们对上述转变则应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。虽然，这一转变至今仍在进行之中，但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批广受读者欢迎和社会反响强烈的作品——诸如《男生贾里》、《草房子》、《花季·雨季》、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、《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》和颇具规模的“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”、“大幻想文学丛书”、“自画青春丛书”、“少年绝境自救故事丛书”等——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
对儿童“本位”的关注，并非始于90年代，50年代陈伯吹就曾提出过“童心论”。但是何以到了90年代，“本位”思想才得以在儿童文学界获得实质性的关注和重视？我想，这首先是社会文化大背景的转换所致。反“右”期间、文革期间自然不可能关注什么“本位”。80年代的现实，也决定了人们无暇顾及“本位”。因为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与十年文革有着最为直接的因果制约关系。80年代的中国文学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对十年文革的抨击，及其对“文革场”的冲决与驳离。80年代崛起的一代儿童文学作家，有相当一部分自身就受控于文革非常态“少年情结”的制约。他们对人生、对社会的理解、认识和感悟，往往落脚在那个挥之不去的“少年情结”上。说实在的，从某种意义上言，他们无法“本位”，他们追求的就是那份历史的“厚重”与“深刻”。而进入90年代以后，中国社会开始步入市场经济，“文革场”逐渐消解，生活的严肃、沉重开始为休闲、轻松所取代，作者非常态的“少年情结”明显淡出。这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由“艺术”开始向“本位”转变的社会原因。又由于这一社会原因与儿童文学作家强调读者的年龄特征、思考作品如何真正为读者认可和喜爱有着内在的共通性和一致性。因此，“本位”的儿童文学开始成为了可能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80年代崛起的一代作家、理论家（如今儿童文学界的中坚力量）更多地看到了“本位”作品的重要性。比如，高洪波、秦文君强调“快乐”，梅子涵强调“好玩”，班马强调“儿童性”，朱自强强调“本位”等等（此不一一列举）。他们的反省、思考及其创作实践，为儿童文学的深入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。
无疑，从“艺术”到“本位”，这是中国当代儿童观的又一次重要转变。“本位”的儿童文学使得我们的作品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了。
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喜欢成人必然喜欢，但是优秀的成人文学作品成人喜欢儿童则未必喜欢。因此，强调“本位”的儿童文学绝不意味着“妥协”，更不意味着“倒退”，相反，它恰恰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，体现了一种前瞻的艺术眼光。
“儿童性”和“艺术性”的天然合一，谈何容易！儿童文学创作的魅力正在于此。
从儿童文学的立足点及其与读者的根本发生关系上看，“本位”作品显然更符合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。“本位”作品应该是儿童文学的主体。
相信“本位”作品的意义将会在日后愈发显示出来。
 |
